一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。
[40]近代行政法就是这种理念为指导，以警察法为基础发展起来。1795年法国宪法规定，在社会中，人的权利是自由、平等、安全和财产（第1条），安全源自所有人为保障各自权利而进行的合作（第4条）。
在现代的民主法治国家中，如何适应现在的要求适当强化安全，需要冷静的思考。关键词: 国家目的 国家保护义务 预防国家 法治国家 自由 安全是亘古通今的诉求，但却是在现代社会成为更加突出的现实问题。在此等情况下，欲形成社会秩序，只须满足依据实践理性作成的评估即可。[30]安全权便是与国家保护义务相对应的概念。[9]快滋生反应器核电厂案判决，蔡宗珍译，《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判选辑（八）人性尊严与人格自由发展》，司法院1999年版，第583页。
而风险预防则指向未来，消除未来不安全的根源，有计划地设计未来秩序。所谓客观安全，是指通过一定手段排除危险而形成的客观状态。[39] 启蒙思想家们利用自然状态的思想试验将人回溯到前政治社会状态，将人从传统社会中各种旧的连属关系中解放出来，交换意志取代了本质意志[40]，成为自由而孤独的个体。
而且，法律制裁只是针对特定对象，即外部势力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，而绝非针对台湾同胞。这种人民观早在圣奥古斯丁的时候就已形成，人民是以对一种正义秩序和利益团契的同意而联合的民众[35]。建国七十年来，又成功走出一条社会主义与中国的连属化道路。尽管朝贡体系瓦解，内部空间部分被殖民，但天下这个至大无外、至小无内的空间思维依然有效，需要升级的是人道秩序。
[47] 凡具有话语能力者，也就具有理性交往的潜能与资格，可以与他者就公共问题进行对话协商。中国文化数千年来尤重伦理，伦理即各种特定的连属关系，也即一家亲关系，它蕴含着中国文化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深刻理解。
据此，连属关系理性是一种以构建意志与实存之间的连属性，维护事物整体性为目的的实践理性。[20] 卢梭在提到什么是的好的政府形式时指出，能给共同体带来的生存和繁荣的就是好政府，反之，人口减少就不是好的政府。国家领土是合法性的空间边界，在领土所框定的空间范围内，国家强力和干涉都是合法的，一旦超出这个空间，国家强力和干涉便不再具有合法性。参见[法]卢梭：《社会契约论》，何兆武译，商务印书馆2003年，第106-107页。
欧洲历史不再是欧洲这一空间的历史存在本身，而是变成了属灵秩序的一部分，成为全体人类的历史叙事[英]哈特：《法的概念》，许家馨、李冠宜译，法律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83-89页。[42]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：《一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》，北京：中央文献出版社,1997年，第2页。在自由意志构造的秩序里，法律是一种具有神学-形而上学的自由律法。
[1]国家统一是世所瞩目的实践命题，但其背后所具有的一般理论命题特征却较少受到关注。[60]两岸一家亲不仅是对两岸之间既有的连属关系的描述，也是对于目前尚未统一的事实状态的一种规范约束和工作方向。
[39] 参见赵汀阳：《制造个人》，载《社会科学论坛（学术评论卷）》2009年第1期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为了实现祖国统一，大陆正采行了三种行为：一是交易行为以实现通商互利，二是交往行为以实现协商对话，三是连属行为以实现两岸一家的命运与共。
（一）整体人民与空间割据 历史上，国家形态众多，但无外乎都是以国内制度形态为标准划分国家类型。[41] 哈贝马斯认为，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种彼此竞争的社会整合，一是市场经济为媒介的经济和管理的系统整合，一是民族国家层面的以价值和规范意识为媒介的社会整合。[8] 法学家哈特区分了原初规则与二级规则，两种规则分别对应原初现代性与二级现代性。连属（articulate）英文原意是关节连接，将不同的部分连接为一个整体。《反分裂法》第8条规定，在以下三种情形下，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的法律制裁措施来捍卫国家统一[63]：其一，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、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。凡是侵犯两岸连属关系的行为都属于分裂行为，柔性台独据此也可认定为分裂国家的行为，既可防微杜渐，也可通过司法审判，根据其不同的危害程度，给予台独分子应有的法律制裁。
当谈及如何理解中国，便不能只谈主权国家而不谈祖国，不能只提不受外部干涉的自由和独立，却不提主权意志与祖国大地之间的连属关系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正确理解中国这一活生生的现实存在。因此，为了利益的实现，特别是克服自然状态中特殊利益获取的不稳定性，社会契约理论以私人之间的民事契约关系为模板，把一切人与一切人之间的关系拟制为契约关系，从而实现了不同主体之间的政治联合。
[英]哈特：《法的概念》，许家馨、李冠宜译，法律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83-89页。这样一来，对于中国来说，要同时兼顾来自两种现代性的抱负和使命，就要找到可同时包容两种观念的新法理。
[30] [奥]埃里克·沃格林：《新政治科学》，段保良译，商务印书馆2018年，第39页。（二）两种现代性视野下的空间秩序变迁 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不只是发现与征服原始空间，还包括对旧文明空间的新文化改造或者说文明复兴。
若要对分裂国家的行为进行法律认定，首要的便是明确界定国家统一所对应的法律关系，也就是分裂行为所触犯和破坏的法律关系。[21] 从法与空间的关系观察，国家是对内合法使用强制力和对外排除他国干涉的基本单位。一味强调交往，会使两岸陷入到无休止的对话与协商过程当中，反而给台独分子以布局的机会。经过40年的通商发展，两岸贸易额1978年只有4600万美元，到2018年则突破2000亿美元，增长了4000多倍。
[24] 参见赵汀阳：《坏世界研究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。推动两岸经贸往来重点不在于商，而在于创造两岸民间交流的机会。
1979年元旦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《告台湾同胞书》，倡议海峡两岸应尽快实现通航、通邮，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。三者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但第三种行为的法理尤需阐明。
自从威斯特伐利亚公约以来，关于世界空间的思考便在国际与国内两个话语中展开。[67] 《尚书·大禹谟》：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，好生之德，洽于民心。
[44] 参见[德]黑格尔：《法哲学原理》，张企泰、范扬译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，第289-290页。初级代表是说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是符号指代关系或者说意志关系，如一国宪法文本甚至写得相当漂亮，上面规定的制度总的来说可归入初级型之下。其三，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。第四卷第二章，第135页。
近代以来，中国从古代的天下收缩为一个民族国家。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[23]，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国家，此为民主政治的根本法，但这都属于应然性陈述。
（2）在存在意义上，人民代表通过革命拥有的权力先于实证法体系，法律渊源不能只在当下的实证法体系中寻找。由此可以归纳出三种实践中的关系理性：交易关系、交往关系和连属关系。
[50] 然而，交往行为只是一种程序行为，并不必然会达成合意[51]。在行为类型上，从一家亲观念中可以提炼出同交易行为和交往行为并列的连属行为，这一行为类型同后两者一样也是可理性规范化适用的，而且是对后两种类型的必要补充与矫正。